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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Essays (page 2 of 3)

名校招留学生 门槛不能太低

“十年寒窗不如一纸国籍?”近日,一则中国顶级学府清华大学为迎合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标准(留学生占比超过20%),降低国际学生录取门槛,以求快速增加留学生数量的消息引发了中国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

按照清华的方案,外籍人士只要通过HSK5级考试,提供最高学历学校的官方成绩单、高中毕业考试成绩单,以及一些获奖证书等材料,便可获得申请攻读清华本科的资格。其中,作为语言水平证明的HSK5考试,它的要求为掌握2500个汉字,能阅读汉语报刊杂志,欣赏汉语影视节目,并用汉语进行较为完整的演讲。根据清华的解释,该项改革是围绕“综合评价、多元择优、因材施招、促进公平”的人才选拔理念而进行的尝试。

作为一名在华留学人员,笔者认为,清华大学尝试同现行的国际标准接轨,进而继续提高国际名誉及关注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本次调整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客观上也反映了社会对于清华方案的一些不信任,而这份不信任背后,确实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内外有别,双重标准”的氛围有关。

中国高校为外籍人士提供单独的录取、奖学金、大学住宿及大学考试等多重优待是非常常见的。同时,中国许多高校还对外籍学生和中国学生实行两套体系的培养。这从客观上造成了外籍人士可以在享受各种“福利”后,拿到与中国学生一样文凭的消极情况。

回归到清华方案的讨论,至少在字面上,清华海外录取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中国大陆学生动辄需要在一个省数万甚至几十万考生中名列前茅方能圆清华梦的标准,差距确实不小。此外,若真要较真比对国际顶级高校的“国际标准”,清华方案也仍有商榷之处。

以笔者母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为例,该校最受华人学生推崇的金融硕士专业要求雅思成绩最低6.5分(单项不低于6,单词量为4000-6000,能够正常听说读写),对中国学生给出了高考分最低548的参考分。在申请过程中,还要融入实习经历、获奖经历、科研经历及社区经历等众多参考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任何国籍的申请者都能在一个水平大致相当的平台上竞争,不会有明显的内外之分。如果参考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最顶尖高校的标准,则比澳国立大学更严苛。而严苛的标准,对应的其实是学校在基本学术水准上的把关。

笔者认为,中国高校完全有能力,且应当基于自身特色制定更为合理的录取方法,在扩大国际学生群体的同时,保证整体学术质量。中国顶级学府应该有这份自信。(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籍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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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作品,未经环球网Huanqiu.com书面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澳】 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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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高林:跨国文化领导力,良好关系你我做起

我们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来自五湖四海的外籍人士留学生聚集在中国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进行深造。作为现代“地球村”的公民,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用不同的语言与思维方式进行交流,每时每刻接受各国的政治与商业所带来的变动,可谓是对跨国文化感受较深的青年群体。随着全球化日益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时不时地偶尔听到一些负面的消息,或大或小,将积极的合作关系闹得尴尬,对21世纪的国际化世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阻碍着国与国之间,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和平交流与改进。我们作为地球村好公民的同时仍然代表本国承担文化使者的重大责任,我们各个都具有发挥“领导力”的潜力,为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发展作出贡献。

在我看来,跨国交流中出现的裂痕主要源自于误解,或者相互的不了解,尤其是在两国关系遇到瓶颈时,负面新闻和民间情绪会影响到国家与国家间的各种交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当下务必解决的,作为文化传递者的我们,应该本着理性自觉的态度理性地看待问题,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在领导力的问题上,恐怕我的认知远远不如其他人,但是我从不去考虑任务的大与小,因为在跨国交流上,我们作为文化传递者,各个都具有不可缺少的影响力和责任。

顾名思义,我对“领导力“的理解是一个人能够引起集体的共鸣,也可以引领思潮的积极变动,并且还能带领一个群体走向成功。要获得“领导”的资格,首先必须获得群体的认可,获得了认可之后才有实际资格引领群体。但是,获得广泛的认可并非易事,尤其是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历史等壁垒和偏见带来的种种困难之下。

误解多半来自于误导。理解来自于客观、理性的认知。主流媒体是很多人的信息来源,可惜也是误导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日渐发达的网络上,有时候由于一些负面的新闻, 消极的情绪会在民间快速散播。我相信读者记得奥运会上某名澳洲运动员嘲讽中国运动员孙杨,迅速的引起了网络上的口水战。作为理性的好公民,我们务必发挥我们的正能量,尽可能地消灭非理性,甚至不正确信息破坏关系。

另外,怎么样才能克服负能量?我们首先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理性一点,并积极地向大家专递正能量。当我为《环球时报》写的评论稿时,常常发现每当国与国之间关系上遇到问题,民间情绪达到极限,即使扮演中立的角色去“辟谣”,在这个时候讲道理就好比对牛弹琴,顶多只能算“治标”的方案之一,对于民间对别国理性的认知效果不理想。我们需要做的是致力于长期的积极的,从社会做起,通过像今天这种交流活动,我们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力和认知力,提高自身素质。目前我致力于创办非母语华语辩论比赛,希望在自己能力有限的范围之内,把像我一样以一颗红心为中外关系服务的外籍人士聚到一起,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提高彼此对国际文化的了解,同时提升自己思考问题的水平和语言能力。

我不欲求任何的殊荣,我的意愿很简单就是想要抛开文化的壁垒,增进中澳两国民间的认知,把偏见和误解尽可能地做到最小化,为两国的人民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希望你愿意与我同行。

— 高林,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环球时报特约撰稿人

中国反腐模式值得澳大利亚借鉴

近日,接连曝出的国家议员“滥用职权”的腐败案例,激起澳大利亚国内外广泛批评,目前火已烧向议员“福利“(entitlement)的暧昧定义。

引爆哗然舆论的,是已主动辞职的卫生部长苏珊·蕾。在一次前往旅游胜地黄金海岸购买豪华公寓的私人旅行后,她滥用公帑报销权利,混淆公私,厚着脸皮要纳税人为其报销与公务毫不相关的奢侈出行费用(约1.5万人民币)。此案并非个案,三年间,蕾已经向财政部报销过20次往返机票,其中包括至少两次元旦假期内与其配偶同往黄金海岸“过节”的费用,另还有一次约6万人民币的包机费用。蕾女士案后,又有一批议员被相继曝光滥用职权和公费,这系统性的混乱,彻底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若在现在的中国,官员出现这类行为会被如何处置?经专门咨询中国从事纪委工作的朋友,该行为属于典型的贪污行为,用中国党纪政纪专业术语叫做职务侵占。五千以下,将由党政纪处分,超过五千块则构成贪污罪,要依法处置。不仅如此,现行中国的公款使用,还引入了一种叫“公务卡”的管理办法,它确保了每一项公款使用都能够被监督。

如果在中国,蕾女士的行为毫无疑问已经涉嫌违法。但蕾女士是幸运的,她所在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根据当前的《议会权利法》,她的这类行为不仅不会违规违法,还完全是合理的议员“福利”。因而,即便本次事件受到曝光和广泛质疑后,以前任议长毕晓普为代表的人群竟然恬不知耻的对本次曝光进行公开发难,称曝光该事件的人士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和酒鬼一样,喜爱嫁祸于人,待人持有双重标准,但是与酒鬼不同,酒鬼的行为最多导致家庭分裂,而社会主义者能够破坏整个国家“。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承诺换来选民支持,本该代表国家利益、承担重大责任的人士堕落成为当前这样,把消费公款视为理所应当的利己主义者?这恐怕与澳大利亚现行的机制有关。

与中国通过严苛的规章制度来限制、打击腐败不同,澳大利亚在腐败问题上缺少细致的规章制度,一些现行的法律规章甚至对于“腐败”起到了纵容效果。这也是为何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史蒂文·乔波敢在为自己因看橄榄球总决赛,而用公费报销一张约五千人民币机票的行为辩解时说出:“这是人民认为理所应当的,当然,【看球】是与公务相关的任务“这样的话。

过去,一些中国人认为澳大利亚的政治十分的廉洁,部分学者、官员及知名人士还提出要中国向澳大利亚进行学习。作为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笔者实在不敢设想,如果以中国同样严苛的标准去审查澳大利亚政坛,结果究竟会怎样的不堪。基于事实,笔者反倒认为,中国反腐模式值得澳大利亚学习和借鉴。

中国虽然因为人多、事多、关系杂、机构大等因素,使得腐败问题难以被根除,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严厉反腐模式已经深入人心:把违法乱纪的人驱逐出公职队伍,同时对潜在的作奸犯科行为进行强大的威慑,积极的预防和严厉的管控,使参政人士不得不小心谨慎、公私分明,恪守“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底线。这套制度化反腐模式,若能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以及发挥更好的效用,无疑会是世界上那类情况复杂国家最好的借鉴模板,是符合复杂国家情况的理想文明模式。

像澳大利亚这样,以合法“腐败“来粉饰清廉的模式,除了能带来表面上的廉洁高排名外,对国家和民众毫无益处。幸运的是,现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示将施行全面的改革,强调议员合理报销的范围并不包括那些“理所应当的福利“(entitlements),而是要限于正规公务(official business)差旅费用。笔者建议,在执行本次改革时,澳大利亚应当主动借鉴中国在差旅费方面的严格规定,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从制度上开始,避免职业政客们在“灰色地带”玩弄手段,故技重施。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高林:某国科技日益平庸,看来是体制问题!

在已经结束的2016年,从美国大选的黑客出没,到三星手机的随时爆破,再到苹果的乏味、崛起的华为,体现着各路歪果仁产品颓势、我们这疙瘩厚积薄发的消息盘踞着全球媒体的科技头条。

在笔者侧身的澳大利亚,今年首次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人口普查的计划也由于遭遇技术瓶颈而陷入了尴尬:服务器被不到2300万的访问量累垮了,结果就是澳洲国家统计局只好故伎重演,老老实实一家一户地上门调查。对于中国分分钟吞吐验证码无数的售票神器12306平台是如何应对每天400亿人次访问,还能在500毫秒之内完成一次订票交易的,澳洲大概只能表示懵逼,中间隔着一个超出理解能力的天文数字,适合中国国情的超级计算机让所有歪果仁望尘莫及。多年以来,众多境外观察者高举着中国人用来自黑的“山寨大国“标签儿,一见到“中国制造”就贴上去再说,然而这一招儿却丝毫伤害不到中华民族的银河。

中国的山寨产业倒也的确是名满天下,在深圳的华强北逛一圈能发现无数个外观没分别、性能没毛病、价钱没得说的所谓山寨货。实话实话,虽然不妨用“山寨”来攻击某些国产品牌,但小作坊的山寨货在技术含量上却也不怎么跌份儿:从头天晚上策划抄袭到第二天早晨批量上市,深圳速度能吓死你。

只会抄当然不是本事,抄错题抄成满分却是真本事。正如果粉所熟知,新款苹果手机移除传统耳机接口后,槽点满满的Airpods无线蓝牙耳机拖延到年底才限量上市,在此期间,中国小企业大康另立山头研发出来自己版本的同款耳机,以苹果版本的五分之一定价,还比苹果提前上市。

时代显然已经转换。

在某国技术产品日益平庸的同时,中国正默默地“闷声发大财”,开辟着自己跨领域的科技版图。最接地气的手机及其相关的服务,近年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为14亿个人普及着各种日常生活上的便利。对中国人来说早就稀松平常的支付宝钱包、微信红包、滴滴出行、饿了么外卖等一点都不高大上的科技产品,在歪果仁那里却是特有未来感的事。

在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比如澳大利亚,连普通的银行转账也仍然是一件来自上个世纪的麻烦事,更不用说店内手机支付了,除非是已经开通国内支付方式的华人店。科技行不行,关键看体制,澳大利亚境内流行的苹果手机并没有让苹果支付流行起来,因为今年再一次遭到了澳洲四大银行的贪心抵制,在心胸狭隘的保守派势力范围内,普及手机支付显然遥遥无期。在澳洲的金融寡头们就“怎样提成”的问题进行无限期撕逼的同时,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店内在线支付,在农村买颗糖都能通过支付宝轻松完成,多气人你说!

据悉,支付宝日均成交量相当于中国日均零售总额的六分之一,另外,根据中国烹饪协会近期发布的《2016年餐饮消费调查报告》,第三方支付平台现场支付的比重从去年的9.9%升至35.6%,成为国民的首选支付方式。支付宝一家一天承担的成交量,恐怕远远超过澳大利亚境内好几个星期的消费,还不像黑心银行整天斤斤计较图谋收取各种不合理的费用,让笔者自惭形秽。

岂止于支付,中国各种平台在2016年里再次突破,包括近期正式合法化的网约车平台,日均车次已经突破200万单。与此同时,连美国领先创新共享经济的提倡者优步在中国市场上亏损20亿美金后终于甘拜下风以70亿美金的估值卖给中国土生土长的滴滴出行。

即使具有中国特色,网约车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一项服务,而中国除此之外已经出现了数家在国外前所未闻的科技创新。近年流行的手机外卖平台饿了么再次突破,宣布其每日订单量已破500万,用户量超过7000万人,并且覆盖了全国200多城市,还有报道称今年奥运期间上海七宝周边的用户通过饿了么平台完成并且配送19740次宵夜的订单。通过饿了么等外卖平台订单,从订单到吃上饭的时间通常不超半小时,而在某国过了十点几乎没宵夜可言,更不用考虑半个小时内拿到货,除非另付高费用只能打电话点餐,自己开数公里的车取货。

除了让人民生活更加便利,中国科技创新还致力于打造环保的绿色未来生活方式。去年四月份,以低碳出行为宗旨的摩拜在上海问世,如今已经在沪设有10万余辆单车,并且扩展到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宁波、厦门等城市,引起了大量的投资及广泛的关注,为地球村提供了一套值得学习的解决方案。

滞留在过去的西方日益落后,在西方国家纠结要不要移除落后的耳机接口换个高级的,“中国土特产”品牌与技术以迅速、高效的方式正在不断地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因此许多境外评论员将中国互联网+称为“未来趋势”。中国市场的接受能力极强,普及速度无比,不仅仅是在网络应用方面,包括基础建设方面的日益改善,使得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先强国。至于谁山寨谁,谁比谁好,谁比谁快:笔者心里有答案。期待2017年的国产创新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继续改良我们的生活,我们只能盼望某国意识到学习中国方案的机会。(作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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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环球时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7-01/9937939.html

诺奖:掌控了定义权,扰乱了秩序?

在许多人眼里,诺比尔奖无疑是最令人敬佩的荣誉奖,是对科学、文学、和平工作最具有影响力的认可。“诺奖”两个字被给予”顶级“的寓意,以至于各界人士把行业里最高的荣誉叫做“某个行业之诺奖”。

高知名度和国际地位也必然将引来应当的批评和质疑。毋庸置疑,只要是诺奖受奖名单上的人物,宣布后立马会成为舆论哗然的吐槽和崇拜对象。除了对受奖者本身的质疑,未得奖名士同时多次引起了舆论中对诺奖委员会幕后考量的怀疑。近日,本届获奖者公布,委员会的选择引起了一如既往的广泛争论。美国摇滚歌星鲍勃·迪伦获文学奖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的真正定义和局限的争论。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和平协议被攻票否决的背景下却获得和平奖,同样令许多评论者给诺奖的政治目的及其所谓的公平授奖原则打了问好。

诺奖是如何从一位发明炸药的瑞典人成立的具有明显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局限的私人奖项演变成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荣誉奖?诺奖创始人艾佛列·诺贝尔在其遗嘱中要求成立诺奖委员会时的初衷,经过一百多年的反省和争论,和我们眼前的诺奖委员会颁赐选择是否一致?笔者在此简单解读诺奖历史上的争论点,重温常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诺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眼里不揉沙子。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诺奖一直以来作为某一个群体有意识地对科学史、文学史、政治进行操纵的工具。顾名思义,诺奖是瑞典发明家艾佛列·诺贝尔在其遗嘱中要求成立的国际荣誉奖项。作为炸药的发明家,诺贝尔和其成立的和平奖似乎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在对受奖者进行评价时,往往离不开诺奖及其创始人诺贝尔的复杂关系。等因奉此,我们自然要质疑诺贝尔以自己名义成立奖项的本意。据传,诺贝尔注意到法国某一个报纸把它称为“死亡之商人”后决定在遗嘱中成立诺奖,趁着19世纪末对科学“社会效益”的单纯崇尚,提前为自己的“盖棺定论“买点保险。

在诺贝尔早已去世的今天,他的目的可以说是成功达到了。毋庸置疑,诺奖如今是具有独特影响力和历史定义权的科学奖。诺奖可谓是世界顶级科学家一生的奋斗目标,从最乐观的出发点来讲,激发对科学的认知和上进心,这是诺贝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诺贝尔委员会享有绝对的否决权,而作为独立组织也没有任何义务公开其进行审议的信息,说白了,位于瑞典的私人组织诺贝尔委员会在科学领域掌握了无与伦比的定性权利。

探讨诺奖中的政治,通常会批评和平奖、文学奖中“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意识形态表现,包括基辛格、奥巴马、阿拉法特、丘吉尔等争议获奖者,或者文学奖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两种偏见是舆论中经常进行批评的对象,诺贝尔委员会也曾公开承认过的,笔者不必在此过度评价。但是科学奖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我们很少听到作家和政治家把诺奖定为自己工作的主要目标,科学家却会把获得诺奖定为研究的直接目标,甚至成为了国家之间评估本土科学水平的衡量标准。因此,诺奖决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同样决定了科学家的生死存亡,决定了不同理论之间的胜败,是对单纯科学“实事求是“精神的腐蚀。

理论上,自然科学奖的颁赐标准很简单:受奖者的研究成果必须是“对人类最有利的发明抑或发现“,而且严格来讲,奖品必须颁给一年前的研究成果,也不允许死后颁奖。此外,还有一项最关键的规定:每个奖项的受奖者不可超过三个人。由此局限,诺奖本质上就违背了科学作为“社会效益”的原则。正如美国物理学家《科学革命的结构》作者托马斯·库恩所言,科学中的突破绝不输于个人的成就,而是通过漫长的广泛参与、验证、扩展以及认可造成的。从一开始,诺奖带有浓厚的伟人史观意识形态,为不同目的通过对科学家和发明的直接连接把某些科学家抬到更高的地位。通常,这个链接是不合理的,对没有获得认可的贡献者也是不公平的。

1901年,德国医学家艾米尔·冯·贝林因其发现抗毒素而获得首届医学奖,可是合著者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却空手而归,有人称之为文学奖中已经屡见不鲜的瑞典民族主义所致的。1923年,在发现胰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素查尔斯·贝斯特并没有获得任何正式的赞赏,而班延及其院长约翰·马克雷奥德在当年的医学诺奖评选中却满载而归。同样,1952年,赛尔曼·A·瓦克斯曼因发现抗生素连毒素获得了医学奖,事实上真正的发现人是诺奖委员会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学生艾伯特·沙茨。

以名额局限为理由,没有得到赞赏的重要贡献者众多,令人质疑诺奖的内在伟人史观逻辑和评选中的个人利益考量。当前的制度,似乎对手握权力的委员会以及顾问对象的立场才是有利的,无论动机来自于个人偏见,还是利益的自我保护。

除了个人利益之外,由于诺奖的特殊地位,受奖者不仅仅会获得无可比拟的话语权,其研究也会立马得到广泛的认可。对于尚未进行深入考验、不成熟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现象。包括1949年获得医学奖的莫尼兹所发明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获奖后美国国内进行了两万次手术,可谓是诺奖给予的认可所致的。这种危险、不道德的发明或许经过时间的考验会被否定而慢慢淘汰,但是当时对人类的伤害及其对科学正常发展的阻碍是无可争议的。与此相同,想要否定获得诺奖的研究专题在资金和学术资格遭遇诺贝尔之瓶颈,包括1997年医学奖获奖者史坦利·布鲁希纳获奖后,要否定其提出的朊病毒概念的研究小组在资助方面遭到了诺奖所定义的“正统科学”局限。

说到”正统科学“的定义权,似乎没有比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成立的诺贝尔经济奖更加明显的例子。这次奖项的诞生,恰恰是中央银行想要在瑞典进行自由市场改革的年份,中央银行想要把对其有利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抬到自然科学诺奖获奖者的地位,为其政权获得“合法性”。意料之中,该奖项多数颁给了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而几乎没有赞赏几名社会民主主义的提倡者。由此,艾夫纳·奥弗尔(Avner Offer)和加布里埃·索德伯格(Gabriel Soderberg)所著的最新书籍《诺奖因素》中指出诺奖作为干涉国内外政治的工具,无论是经济学、自然科学、和平奖、文学奖,始终都存在浓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

科学家想要获得诺奖,获得认可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是,爱迪生、霍金、费曼、门捷列夫,还有奥威尔、甘迪等家喻户晓的名士,没获诺奖反而历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那些“受之有愧”的获奖者。的确,我们应该崇尚科学,也应该赞赏并且纪念那些为科学贡献的伟大人物,但是这个义务依托一个位于瑞典的私人组织是没有道理的。真正的贡献者是历史所决定的,自然也是历史会尊重的。也许,对诺奖现状满意唯有诺奖获奖者、诺奖委员会、希望未来能够获奖成名的学者和瑞典王国本身。作为私人组织,它有权保密,换句话说拒绝大众的知情权是合理的。科学的定义和荣誉不能归“白圭之玷”诺奖所属,要“另立山头”理性看待科学,让科学回归本性,如著名美国医学家费曼所言:“荣誉奖是虚的,瑞典某个人决定我的研究值不值得获奖,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发明与发现,以及他人的认可和参与,那才是真的。“

今年我们不要去闹谁没获奖,诺贝尔怎么民族主义种族歧视,叹息哪些当之无愧未获奖的名士被忽略,不要去质疑和平奖的合法性,或者文学奖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我们看清了:它和其他奖项没两样。今年,我们要选择的是让科学回归本性,让历史盖棺论定,而不是瑞典的几个吃着炸药发明家留下的遗产的老头。

— 高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Australian hypocrisy on full view in UNCLOS case

Commenting on a certa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ispute,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alcolm Turnbull said, “this is an important decision, it is one that has been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should be respected by both parties, and indeed by all parties and all claimants.” It’s a shame his foreign minister doesn’t seem to agree.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Hague rul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Australia was all too quick to condemn what it regarded as regional “bullying” in viol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and urged China not to pursue bilateral treaty agreements in lieu of a multilateral resolution.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Julie Bishop also reaffirmed Australia’s commitment to exercising its rights to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her own words, to ignore the ruling would be a “serious international transgression,” and that Australia would stan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calling for both sides to treat the arbitration as final and binding.

That opinion might have been taken more seriously if Australia followed up on its hollow commendation for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dherence to those ideals itself.

Australia has had its eye on Timorese oil for a while. Having endorsed the 1975-99 Indonesian occupation of East Timor during which up to 180,000 soldiers and citizens were killed, Australia was complicit in atrocities, and the only Western nation to recognize Indonesia’s annexation of Timor-Leste – a means to an end, ensuring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1989 Timor Gap Treaty.

This treaty, famously celebrated with an in-flight champagne toast between then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Gareth Evans and Ali Alatas, the Indonesian foreign minister and representative of “friend of the West” president Suharto, opened the Timor Gap to Australian and Indonesian exploitation. This left Timor-Leste without a permanent maritime border.

Most recently, the Treaty on Certain Maritime Arrangements in the Timor Sea (CMATS), which Australia argues is the legal basis for its claims, was signed in 2006. This treaty is virtually equivalent to the 1989 treaty, except that the ratio of revenue distribution in the Joint Petroleum Development Area was changed in favor of East Timor to 90:10. On these grounds, Australia argues that its bilateral treaty with Timor-Leste is “fair.”

This ratio is, however, based on a disputed definition of Australian borders which places the bulk of the Greater Sunrise gas field – 450 kilometers north-west of Darwin, or 150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Timor-Leste – in Australian territory. Amid tensions over the distribution of revenue, it was revealed that Australia had spied on treaty negotiations in 2004 under the guise of an aid program. It is yet to be tested whether this espionage is legally equivalent to fraud, a ruling which would invalidate the treaty.

The father of East Timorese independence, Xanana Gusmão, urged his Australian counterparts to “sit down as friends and negotiate,” whil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explicitly rejected any ruling that may result from the arbitration that Timor-Leste has called for on the grounds of Australian fraud, and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any such negotiations.

Australia argues that the commission does not have jurisdiction to conduct hearings on maritime boundaries. And, technically, it doesn’t.

Australia lodged a declaration in 2002, just months before Timor-Leste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stating that it does not accept the procedures provided in UNCLOS for resolution of maritime disputes. In other words, Australia does not recognize the legitimacy of any Hague ruling, nor is there any mechanism for implementation of any recommendations that may arise as a result of the arbitration.

Sound familiar?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there is an existing agreement that a single party retrospectively disputes. In 2006, China made a similar statement excluding itself from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pursuant to Article 298 of UNCLOS.

Concurrent to its condemnation of China’s preference for bilateral negoti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its criticism of Japan for withdrawing from UNCLOS in order to allegedly pursue whale slaughter, Australia exempts itself from the very conventions it cites in denouncing other nations’ supposed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Unfortunately, Australia’s regional bullying and the embarrassing revelation of covert spy operations overshadow its otherwise admirable aid efforts in Timor-Leste.

What’s more perplexing is Australia’s brazen hypocrisy, reflected in its blatant double standards on international law. Bishop previously cautioned China on the “reputational cost” of ignoring the Hague ruling, a ruling that Australia does not recognize itself. Perhaps Australia should heed its own advice before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lobal Times

澳政府如此不堪,还敢指责中国?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政府一贯打着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旗子,对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指指点点,包括对中国的新疆、西藏问题,也从未少过澳大利亚的声音。可在涉及自身的人权问题上,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却是怎样的呢?

8月9日,英国《卫报》公布了一份内部“瑙鲁档案”,向外界揭露了在澳大利亚设于瑙鲁的离岸难民营(又称拘留所)里发生的种种“不为人知”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档案显示,在澳方雇佣的威尔森安全公司的管理下,许多难民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性侵、暴力及威胁等。国际舆论哗然一片,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尽快对离岸难民营进行深度调查和改善。

但在未经深度系统调查的情况下,澳洲政府现任移民部长大屯便主观认为报告中存在夸大和炒作,强调其中的内容未经证实,对事件描述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拘留于瑙鲁的难民毕竟是有来到澳大利亚境内的目的,案子其中有造假的可能性,甚至有人为了插队安置而自焚、自残。”澳大利亚政府“不接受指责,不执行调查,不承担责任”的态度映然纸上。

不过无论怎样否定,澳大利亚政府也无法将自身从1992年起,就已经对非法入境者执行无限期“强制性拘留”政策的记录抹去。事实上,早在“难民危机感”崛起之时,前任自由党总理霍华德(1996-2007)就于2001年提出了《太平洋解法》的威慑政策,开始在澳大利亚境外的瑙鲁岛和马努斯岛上建立所谓的难民营。即便该政策多次受到联合国的严厉批评,并被认为违反澳大利亚1989年批准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但这丝毫不妨碍澳洲政府坚持,甚至进一步强化该政策。

到了艾伯特(2013-2015)执政时期,在舆论上,在面对联合国的批评时,他公开回应:“我认为澳大利亚人已经听烦了联合国的教训,尤其是在我们已经成功制止难民涌入的情况下。”在行动上,艾伯特从参选时就明确提出了“制止难民涌入”政策–该政策唯一目的是:减少、防止难民的往澳的流动。

不仅如此,在原有的难民营政策之上,艾伯特政府还强化了国境维护行动的“机密性”,换句话就是,他从2015年开始,对涉及“国境维护行动”的工作人员施行全面受罚封口令,违犯者最多将面临两年的监禁。 在瑙鲁岛的媒体管控上,澳洲政府似乎也在施加不小的影响–根据瑙鲁岛的法律,记者理论上可以花8000澳元的天价办理媒体签证,但《卫报》的记者已多次咨询,却仍旧没有得到回应。

一方面对本国工作人员实施封口,另一方面对瑙鲁岛的合法媒体行为施加影响,这样一来,澳大利亚政府便完全掌控了与“瑙鲁离岸难民营”相关的所有信息渠道,而作为纳税者的广大澳大利亚公民则再也无法得到关于难民营的任何准确信息。更令人担忧的,澳大利亚政府在未经过应当的民间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就持续输送巨资给被证实为屡屡侵犯人权的威尔森公司和曾经系统性地参与洗黑钱的瑙鲁政府,甚至还有传言有势力对告密者进行威胁及惩罚,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黑幕?被揭露的档案究竟只是冰山多大的一角?澳大利亚政府对此还要遮掩到几时?

作为信奉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应当身先士卒的尊重言论自由、维护民主价值,推动人权保护作为纳税人出资的难民营项目,澳大利亚政府更应当主动承担公开透明的责任。尤其在《卫报》公布的“档案”已经揭露了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若还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隐瞒事实,这就不仅是欺骗公民的行为了,它还将是严重的损害国家名誉的行为。既然澳政府在国际社会一直标榜澳大利亚是一个有节操、有话语权的民主国家,那就请先“莫管他家瓦上霜”,先把自己的难民营和相关不合法政策的问题交代清楚吧。待人处事切不可有双重标准。(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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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环球时报:http://w.huanqiu.com/r/MV8wXzkzMDg2OTFfMzA5XzE0NzEyMjc5MDA=

No room for fear, greed in Sino-Australian ties

During last Friday’s exclusive Australian live broadcast of the Rio 2016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Channel 7 managed to offend Chinese nationals across the globe in what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series of systematic attempts to sabotage the Chinese Olympic effort. In a case of inept judgm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broadcaster, the anticipated entrance of the Chinese team clad in vibrant red-and-yellow attire was abruptly interrupted by an advertisement for the similarly tinged McDonalds – unimpressed Chinese viewers were not “loving it.” Channel 7 super-sized tensions with another segment later in the broadcast, confusing the Chinese and Chilean flags in a medal tally.

Most recently, the Australian swimmer Mack Horton caused outrage after referring to his Chinese competitor Sun Yang as a “drug cheat” just hours before the race, and was hailed in media at hom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good guys,” refusing to apologize for his unsportsmanlike comments.

Recently, tensions in the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hip have been unusually apparent. Having ratified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less than a year ago, the relationship has seen positiv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development in areas of trade, tourism and education. As the benefits of this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continue to be realized economically, however, the official response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Hague’s mid-July ruling and its ongoing interven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have evoked a widespread sentiment of aversion and sensitivity to the independent nation’s actions.

It is not altogether surprising, then, that the ongoing Olympic debacle has been perceived in China as an affront to its honor and evidence of a prevalent “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Australia.

What does Australia have to gain from falling out with China? There are of course considerations of alliance behind the official stance adopt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over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s bilateral territorial disputes, however, Australia has little place in these negotiations.

As has been previously pointed out by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Bob Carr, Australia would be wise to consider whether it wants to be seen as an aggressive “deputy sheriff” in a dispute outside its jurisdiction concerning it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that The Hague ruling does not have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nor are there realistic means for resolution other than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directly concerned parties.

The recent conflicts in the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hip are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misinform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promulgated by media beat-ups and increasingly xenophobic discourse. Two-faced politicians trumpet the benefi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rad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ndulge the fallacious association of complex domestic issues, such as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in the housing market, to th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ic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With the rise of ultra-nationalist politicians such as Jacqui Lambie and Pauline Hansen, xenophobic and racist views are increasingly justified as diversification of opinion and protec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on the grounds of freedom of speech. There is, however, as an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spokesperson stressed this week, a line betwee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outright disrespect, which many onlookers believe Horton has crossed.

Unlike Channel 7, which has apologized for what it describes as a “mistake,” Horton has proudly admitted that the smear campaign was an intimidation strategy appropriated from his mentor John Bertrand, and ruled out an apology. Horton ignores the fact that the positive testing he refers to was ruled to be unwitting and attributable to medication.

Channel 7’s “mistake” has proven it to be an unprofessional broadcaster, unable to even recognize the flag of one of the world’s sporting powerhouses. Horton’s aggressive statements have been similarly detrimental to hi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s a sportsmanlike Olympian.

Domestic tabloids, which have labeled the Chinese response as jingoistic, have fuelled the ongoing controversy with bombastic front-page headlines such as “Champ versus Cheat.” In a nation that parades good sportsmanship as an imperative virtue, the widespread support for tactically motivated verbal abuse is astonishing.

The Australian paragon of xenophobia and former prime minister Toby Abbott once characterized the nation’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s being driven by a mixture of “fear and greed.”

It is time for Australia to do away with this unsustainable foreign policy, to be independent and China-literate in its actions, and put an end to unnecessary tensions with it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lobal Times

澳不能再像盲人一样跟从“大国”

专有里约奥运会直播版权的澳洲国家电台(Channel 7)在奥运会开幕式直播中只给了中国代表团2-3秒时间,中间插播15秒广告。这家电视台还把金牌榜上的中国国旗误为智利国旗,被网友拍到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中澳关系近来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阶段。与中国签约自由贸易协定不到一年的澳大利亚,享有来自中国的多方面支持,无论是在贸易、旅游还是其他方面,中澳关系已经达到互利互惠的友好程度。但正在此时,澳大利亚率先表态支持所谓南海仲裁结果,澳大利亚媒体对《环球时报》的“纸猫”批评反应强烈,Channel 7所为此时被中国网友解读为澳大利亚媒体“反华”的表现,当然无可厚非。

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有必要为了所谓的政治利益与中国“闹翻”吗?澳大利亚政府态度背后的利益考量不言而喻。然而,南海纠纷是当事国间的问题,自然由当事国通过协商和平解决。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曾多次强调,澳不应随时和美日立场保持一致,澳要警惕沦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但由于各种偏见和误导,这样理性的声音在澳国内喑哑了。

在社会层面,中澳两国间近期的一系列矛盾更多源于误解。在澳大利亚媒体的误导下,澳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既有价值观上的误解,也有对事实的误读。我想问:在澳大利亚,有多少人连自己的总理是不是投票直选都不清楚就去评判国际事件?有多少人以为临时仲裁庭的所谓判决是由联合国作出的“公正”决定?

当下的澳大利亚国内,种族主义正在抬头。这种低俗文化的传递者,往往是下层白人,他们通过低级而无知的排外言论表达自己对社会和自我的不满。随着中国的崛起,令这些人感到所谓的“中国危机”。中国人有钱,来澳大利亚投资炒房,有些澳大利亚人买不起就“不爽”;中国人有知识和技术,以自由贸易协定所规定的457签证身份来澳大利亚工作,有些人怕饭碗没了就慌;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有些人看不惯。

澳大利亚是个多元文化融合和高度开放的社会,目前有80多万华人在此定居,接近人口总数的4.0%。别看华人比例小,这个群体做事情通常是“一窝蜂”,联袂而至。澳大利亚人对华人的不满和调侃确有,但绝不存在对华人群体的历史性偏见。作为一家独立媒体公司,Channel 7不代表国家政府,也不代表澳洲大众,它的命运最终将由市场决定。

在经济上,中澳两国一直是好伙伴,即便澳大利亚媒体的涉华报道浮躁、炒作、偏激,中澳关系仍一如既往。悉尼机场外贴着全中文的交通银行、国窖等广告牌,在澳中国留学生日益增长,还有越来越多的澳洲人重视学汉语。作为伙伴,澳大利亚不能再把中澳关系视为简单的经济利益问题,也不能再像盲人一样跟从某个过时国际秩序中的“大国”。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民间层面,澳大利亚都需要更进一步了解中国,换位思考,做中国的“好读者”。(作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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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恩布尔的一票否决:陆克文“不合适参选联合国秘书长”背后的利益考量

近日,澳大利亚前总理、前工党领袖陆克文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的计划遭到否决。此前有报道称,由于内阁投票未能通过,决定权被交到了现任总理、自由党领导人特恩布尔的手上,并最终被其否决。理由为“鉴于陆克文在任期间的领导权威性问题上,不符合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要求……因而本届政府认为陆克文不合适参选“。

虽然老陆自身问题确实不少,但这在事实上并未妨碍其有机会参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如若能幸运当选,这对于提升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国家形象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特恩布尔的否决则让陆克文连去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了。因而,决定一出,便遭到了工党一众政客的抨击。在他们看来特恩布尔为了自由党的利益,选择损公肥私,使得澳大利亚失去联合国成立70年以来首次荐举一名可敬的澳大利亚公民为候选人的机会。

可特恩布尔究竟是因为什么利益而选择“砌墙”阻挡老陆呢?

抛开特恩布尔给出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直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对于特恩布尔来说,若支持陆克文,他必定会失去党内威信;而若不支持,则会被认为党同伐异。后者很好理解,他此刻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控诉”,但前者该如何理解呢?

这就涉及到自由党内部的“分化问题”了。虽然在上周四的内阁商讨中,支持推荐一方的内阁议员与反对方的比例为11:10,换句话就是,特恩布尔党内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议员支持陆克文参选,但特恩布尔却无法选择顺水推舟,依据“多数表决的基本民主原则”去同意老陆参选。因为自由党内的极右派才是惹不起的主。

身为中立派政客的特恩布尔,一直以来并不受党内极右派的待见。再加上本次大选中,自由党在议会只获得比工党多一席这样差强人意的结果,这就让特恩布尔非常担忧有朝一日会步陆克文、吉拉德及艾伯特的后尘,遭遇党内投票替换的悲剧。残酷的现实逼迫特恩布尔必须回应党内极右派反对陆克文出选的声音,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安抚以公开批评联合国而闻名的保守议员博纳迪为代表的极右派,逐步强化自身在党内的威信。

当然,这个选择就意味着他将违背“多数表决的基本民主原则”和面临“党同伐异”的批评。可这对于特恩布尔来说,压力远不及惹怒极右派来得大。毕竟,以外长毕晓普为代表的中立派并非极端派,会理性、合理地对待任何结果,而毕晓普本人还是特恩布尔最亲近的盟友,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不会贪小失大去策动党内变革。至于工党,反正基本上特恩布尔的多数决定都会遇到来自工党的批评,倒也不差这一回了。

简而言之,特恩布尔不顾国家荣誉,坚决否决陆克文参选联合国秘书长,并非因为什么“陆克文违背国家利益”,不过是自由党内政治博弈的考量。但此举也暗示了特恩布尔不仅仅在议会上面临着僵局,在自由党党内也面临着分裂局面,这个分裂甚至已经使得其不得不尽可能地服从极右派的意愿。可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政治现实下,特恩布尔在无底线的让步中,真的能够避免如陆克文、吉拉德和艾伯特那样的闹剧式的政治斗争吗?

—— 高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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