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诺比尔奖无疑是最令人敬佩的荣誉奖,是对科学、文学、和平工作最具有影响力的认可。“诺奖”两个字被给予”顶级“的寓意,以至于各界人士把行业里最高的荣誉叫做“某个行业之诺奖”。

高知名度和国际地位也必然将引来应当的批评和质疑。毋庸置疑,只要是诺奖受奖名单上的人物,宣布后立马会成为舆论哗然的吐槽和崇拜对象。除了对受奖者本身的质疑,未得奖名士同时多次引起了舆论中对诺奖委员会幕后考量的怀疑。近日,本届获奖者公布,委员会的选择引起了一如既往的广泛争论。美国摇滚歌星鲍勃·迪伦获文学奖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的真正定义和局限的争论。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在和平协议被攻票否决的背景下却获得和平奖,同样令许多评论者给诺奖的政治目的及其所谓的公平授奖原则打了问好。

诺奖是如何从一位发明炸药的瑞典人成立的具有明显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局限的私人奖项演变成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荣誉奖?诺奖创始人艾佛列·诺贝尔在其遗嘱中要求成立诺奖委员会时的初衷,经过一百多年的反省和争论,和我们眼前的诺奖委员会颁赐选择是否一致?笔者在此简单解读诺奖历史上的争论点,重温常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诺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眼里不揉沙子。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诺奖一直以来作为某一个群体有意识地对科学史、文学史、政治进行操纵的工具。顾名思义,诺奖是瑞典发明家艾佛列·诺贝尔在其遗嘱中要求成立的国际荣誉奖项。作为炸药的发明家,诺贝尔和其成立的和平奖似乎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在对受奖者进行评价时,往往离不开诺奖及其创始人诺贝尔的复杂关系。等因奉此,我们自然要质疑诺贝尔以自己名义成立奖项的本意。据传,诺贝尔注意到法国某一个报纸把它称为“死亡之商人”后决定在遗嘱中成立诺奖,趁着19世纪末对科学“社会效益”的单纯崇尚,提前为自己的“盖棺定论“买点保险。

在诺贝尔早已去世的今天,他的目的可以说是成功达到了。毋庸置疑,诺奖如今是具有独特影响力和历史定义权的科学奖。诺奖可谓是世界顶级科学家一生的奋斗目标,从最乐观的出发点来讲,激发对科学的认知和上进心,这是诺贝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诺贝尔委员会享有绝对的否决权,而作为独立组织也没有任何义务公开其进行审议的信息,说白了,位于瑞典的私人组织诺贝尔委员会在科学领域掌握了无与伦比的定性权利。

探讨诺奖中的政治,通常会批评和平奖、文学奖中“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意识形态表现,包括基辛格、奥巴马、阿拉法特、丘吉尔等争议获奖者,或者文学奖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两种偏见是舆论中经常进行批评的对象,诺贝尔委员会也曾公开承认过的,笔者不必在此过度评价。但是科学奖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我们很少听到作家和政治家把诺奖定为自己工作的主要目标,科学家却会把获得诺奖定为研究的直接目标,甚至成为了国家之间评估本土科学水平的衡量标准。因此,诺奖决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同样决定了科学家的生死存亡,决定了不同理论之间的胜败,是对单纯科学“实事求是“精神的腐蚀。

理论上,自然科学奖的颁赐标准很简单:受奖者的研究成果必须是“对人类最有利的发明抑或发现“,而且严格来讲,奖品必须颁给一年前的研究成果,也不允许死后颁奖。此外,还有一项最关键的规定:每个奖项的受奖者不可超过三个人。由此局限,诺奖本质上就违背了科学作为“社会效益”的原则。正如美国物理学家《科学革命的结构》作者托马斯·库恩所言,科学中的突破绝不输于个人的成就,而是通过漫长的广泛参与、验证、扩展以及认可造成的。从一开始,诺奖带有浓厚的伟人史观意识形态,为不同目的通过对科学家和发明的直接连接把某些科学家抬到更高的地位。通常,这个链接是不合理的,对没有获得认可的贡献者也是不公平的。

1901年,德国医学家艾米尔·冯·贝林因其发现抗毒素而获得首届医学奖,可是合著者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却空手而归,有人称之为文学奖中已经屡见不鲜的瑞典民族主义所致的。1923年,在发现胰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素查尔斯·贝斯特并没有获得任何正式的赞赏,而班延及其院长约翰·马克雷奥德在当年的医学诺奖评选中却满载而归。同样,1952年,赛尔曼·A·瓦克斯曼因发现抗生素连毒素获得了医学奖,事实上真正的发现人是诺奖委员会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学生艾伯特·沙茨。

以名额局限为理由,没有得到赞赏的重要贡献者众多,令人质疑诺奖的内在伟人史观逻辑和评选中的个人利益考量。当前的制度,似乎对手握权力的委员会以及顾问对象的立场才是有利的,无论动机来自于个人偏见,还是利益的自我保护。

除了个人利益之外,由于诺奖的特殊地位,受奖者不仅仅会获得无可比拟的话语权,其研究也会立马得到广泛的认可。对于尚未进行深入考验、不成熟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现象。包括1949年获得医学奖的莫尼兹所发明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获奖后美国国内进行了两万次手术,可谓是诺奖给予的认可所致的。这种危险、不道德的发明或许经过时间的考验会被否定而慢慢淘汰,但是当时对人类的伤害及其对科学正常发展的阻碍是无可争议的。与此相同,想要否定获得诺奖的研究专题在资金和学术资格遭遇诺贝尔之瓶颈,包括1997年医学奖获奖者史坦利·布鲁希纳获奖后,要否定其提出的朊病毒概念的研究小组在资助方面遭到了诺奖所定义的“正统科学”局限。

说到”正统科学“的定义权,似乎没有比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成立的诺贝尔经济奖更加明显的例子。这次奖项的诞生,恰恰是中央银行想要在瑞典进行自由市场改革的年份,中央银行想要把对其有利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抬到自然科学诺奖获奖者的地位,为其政权获得“合法性”。意料之中,该奖项多数颁给了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而几乎没有赞赏几名社会民主主义的提倡者。由此,艾夫纳·奥弗尔(Avner Offer)和加布里埃·索德伯格(Gabriel Soderberg)所著的最新书籍《诺奖因素》中指出诺奖作为干涉国内外政治的工具,无论是经济学、自然科学、和平奖、文学奖,始终都存在浓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

科学家想要获得诺奖,获得认可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是,爱迪生、霍金、费曼、门捷列夫,还有奥威尔、甘迪等家喻户晓的名士,没获诺奖反而历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那些“受之有愧”的获奖者。的确,我们应该崇尚科学,也应该赞赏并且纪念那些为科学贡献的伟大人物,但是这个义务依托一个位于瑞典的私人组织是没有道理的。真正的贡献者是历史所决定的,自然也是历史会尊重的。也许,对诺奖现状满意唯有诺奖获奖者、诺奖委员会、希望未来能够获奖成名的学者和瑞典王国本身。作为私人组织,它有权保密,换句话说拒绝大众的知情权是合理的。科学的定义和荣誉不能归“白圭之玷”诺奖所属,要“另立山头”理性看待科学,让科学回归本性,如著名美国医学家费曼所言:“荣誉奖是虚的,瑞典某个人决定我的研究值不值得获奖,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发明与发现,以及他人的认可和参与,那才是真的。“

今年我们不要去闹谁没获奖,诺贝尔怎么民族主义种族歧视,叹息哪些当之无愧未获奖的名士被忽略,不要去质疑和平奖的合法性,或者文学奖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因为我们看清了:它和其他奖项没两样。今年,我们要选择的是让科学回归本性,让历史盖棺论定,而不是瑞典的几个吃着炸药发明家留下的遗产的老头。

— 高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