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有關面對市場如何“創新”、“與時俱進”、“靈活應對”的話題正如火如荼地討論下,我們是否應該看看具有中國特色的山寨文化和它的消費群體們。事實上,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巨大衝擊以來的半個世紀,對山寨這一顛覆性的創新行為的反思在今年顯得意義尤為深刻。

高林,23歲,前IT程序員、中英譯者、中國研究員,2015年完成其澳洲國立大學榮譽碩士論文《中國山寨企業家:流氓抑或是英雄?》—— 編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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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郫縣,素來以其郫縣豆瓣聞名,這也是中國2億7千3百萬外出務工人員中小X的家鄉。他前往廣州深圳打工以換取更高的收入來支持他遠在四川的家庭,深圳受益於毗鄰的香港經濟特區,經濟發展迅速。他每月收入2864元,這也是當地農民工工資月均收入。在午休時間,你不會在星巴克咖啡廳這樣的雅皮士(高收入青年)聚集地發現小X在那裡小酌一杯售價36元的拿鐵咖啡,但你也許能在春節期間郫縣“墨巴克”這樣的山寨美國品牌的咖啡廳里遇見他。

當小X正在享用他用10元買來的中國式咖啡時,你會發現他正穿着最新一季的“ZARE” 新裝,用他的Hiphone手機看着新聞視頻。而他遠在的廣東的女友炫耀般地提着她的高端仿製LV手提包,她是深圳電子產品批發市場中一小攤位上的銷售員,依靠銷售國產手機和“水貨”智能手機為生。這些仿冒產品不斷地圍繞着二人的生活,這也是中國山寨的縮影。

山寨一詞,是指粗糙的仿製產品,這些雜亂的產品在國內和國外媒體的嘲弄下,被形容為“抄襲”、“山寨”、“冒牌貨”等小偷行為,形成了一種特殊的中國印象。那些認為自己的知識產權和版權受到山寨產品所侵害的人們形容其為“垃圾”、“剽竊”、“流氓”行為。不顧這些爭議的憤怒之聲,在中國經濟法律的灰色地帶,廠商、產品以及知識產權的山寨行為依然十分猖獗。在市場中,山寨產品也為那些被正統市場“剝奪權利”的非消費者提供了一個滿足需求的新途徑,那些想要擁有正版商品卻不能承擔其高昂費用的人們,現在可以以低廉的價格享受高端的科技產品,同時也從精神上滿足了他們的消費需求。而對於中共而言,在山寨問題上模糊不清的法律縱容也有助於社會的穩定。

山寨佔領舞台

2008年12月2日,因中國中央電視台網絡新聞頻道對山寨文化進行了報道,中國的“山寨化”也被官方所承認,這也是首次主流媒體公開承認這一現象。早在中央電視台報道之前,山寨手機市場就已經十分興盛了,在首次報道的前一年,2007年整個年度,預計有1億5千萬部山寨手機在市場上銷售。這總共為生產商創造了400億美元的收益,並提供了約20萬個崗位。

山寨顧名思義,原意為“山中城寨”。該詞出現於中國古代小說中,但很快本被引用到了廣東話中,讀為 saanjaaih(山寨),隱喻黑市交易。jaaih(寨),用來形容柵欄包圍之地。在20世紀40年代的香港,寨被用來形容無執照和未經許可的性服務場所,俗稱妓寨,及“性工作者之柵欄”。而山寨廠(saanjaaih chong)這是指那些在20世紀50到60年代英國殖民期間,在香港遠郊生產劣質產品的家庭作坊式工廠。他們秘密性質的運作,並地處法律難以觸及到的偏遠地區,儘管他們經常參與黑市交易、非法買賣,但他們卻躲避了政府機關的審查。在世紀之交之時,深圳這一繁華之地第一次出現了價格低廉,外形奢華的仿製手機,典型地對市面上的品牌手機名稱加以巧妙的複製,例如“HOKLA”之於“Nokia”以及“Samsung”之於“Samsang”。起初,它們被稱為黑手機,後來受到香港“山寨”這一詞彙的啟發,很快人們把它們稱作“山寨手機”或“山寨機”(山寨移動電話手機的簡稱)。

儘管指責聲一片,現有的專利法及官員們一再不變地保證將堅決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而山寨經濟卻並沒有失去它的活力和需求。2015年間,估計山寨手機的製造數量達到3億部。介於共產黨在面對真正威脅時所能夠採取的強大執行力來看,如果有關部門對這個問題嚴肅對待,那麼這些躲在山寨手機產品背後的“流氓”將無處就範。的確,一名深圳當地的企業家在2015年7月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

山寨企業運營在法律的邊緣。為什麼政府沒有對山寨採取打壓措施呢?…
習近平政府把以和為貴作為社會和諧的戰略目標。同樣的,他的前任胡錦濤政府也在不予餘力地構建“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為了達成這一戰略任務,除非出現了威脅社會安定團結的不法行為,否則政府將對一些模稜兩可的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徹底的破壞性創新

在03年“黑手機”展露苗頭之前,即使被標以6400元到8000元的高價非智能手機,對於大多普通消費者也算是奢侈品,更別提外出務工的農民工。隨着售價百餘元的山寨廉價手機的出現,中國移動電話用戶數量自2003年的2億7千萬增至2013年的12億。

早在1997年哈佛學者兼商業專家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其暢銷書《創新者困境》中提出了“破壞性創新”這一概念。在這本備受炒作的書中,克里斯坦森提出,為了讓成功的公司保持成功,他們必須通過正視“破壞性創新”的重要性,來為將來的消費潮流改變及科技進步做出準備,或通過目光遠大的新興市場創新達到先發制人且意想不到的改變。筆者想要提到的是,中國式的破壞性創新通過對現有技術的創造性改編,實際上已經動搖了現有市場,併產生了一個新興市場,成功吸引了像上文提到的具有小X這樣特徵的消費人群。的確,

創新性轉型的代價往往是非常高的,需要強大的財力支撐。而這些山寨創新打破了之前財力和技術的限制,讓普通人也能以可負擔而簡單的方式進行。

所謂的“顛覆性企業”們也不是單一的在現有市場中競爭,他們也力求迎合那些所謂的“非消費者”的需求,即那些在位企業生產的卻無法負擔的產品。對於中國的“顛覆性非消費者”來說,山寨產品提供了在功能上和時髦上都能滿足且負擔得起的另一種選擇。山寨產品通過對低收入人群提供一個灰色市場,讓他們能夠得到那些他們之前觸不可及的同類型產品,潛在地緩和了收入不均帶來的影響。山寨經濟已滿足了低收入人群的部分物質需求,就像某位蔡姓老人,一名典型的“非消費者”,在2010年的採訪中說到:

“我們不光買山寨手機,山寨名牌衣服、山寨名牌手錶、山寨名牌灶具包括山寨名牌褲帶,只要是仿冒名牌貨,大家都愛買,不是我們不知道這是冒牌貨質量不好,而是我們買不起正牌貨,但又想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心,買個山寨貨顯擺一下,裝點一下門面…”
小康山寨社會

儘管許多的山寨產品已經違反了中國的版權法,但政府對他們的容忍,在某種程度上可歸因於中共旨在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近來,中共正致力於胡錦濤總書記於2014年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中。這是對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百年目標”(1921-2020)的補充。鑒於這些政策走向,中共有充分理由對這些山寨消費持默許的態度,因為這也是在為其利益服務。根據深圳大學法學學者段禮樂的說法,在山寨產品的購買行為中隱藏着獲得夢寐以求的產品的消費邏輯,並且購買山寨產品的“非消費者”人數的絕對規模,已悄然地導致政府做出放寬知識產權法執行力度的決定:

有人認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導致“山寨”泛濫,要求從“山寨”入手加強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但事實恰恰相反,並不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導致“山寨”問題產生,而是“山寨”背後的消費邏輯決定着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力。

經管山寨產品在理論上減小了收入不均帶來的影響,但諷刺的是,二流的“仿冒品”卻促使了社會分化成誰能買正品和誰買不起正品兩個階層。的確,山寨產品的增長很難抑制中國消費者對真正昂貴商品的渴望。在2011年中國市場研究集團的調查中,奢侈商品被視為中國26歲以下消費者人群的第三渴望商品(僅次於房屋和車輛)。

2012年,中國消費者對奢侈移動手機的痴迷和為得到而採取的極端的行為的話題在網絡上被形容為一個聲名狼藉的說法:“賣腎買蘋果”。這一說法起源於一媒體報道了一名17歲的少年,為得到最新的iphone和ipad,以20000元的價格賣掉了自己的一個腎。儘管官方記錄中並沒有這次交易,但調查發現,許多有抱負的中國中產階級節衣縮食僅為了偶爾能在奢侈商品上揮霍一下。這種現象被托斯丹·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在其1899年經典的有閑階層理論中被指出:

…人類各個階層在服飾上的消費,絕大部分源於為了有一個光鮮體面的外表,而非僅僅為了遮羞蔽體;所以在寒冷暴風的天氣下,人們抵着生病的危險而衣着光鮮單薄的服裝絕不是一件稀罕事。

“中國特色的”山寨

儘管獲得山寨的複製品能夠提供與夠購買正品相似的滿足感,但這種虛榮的攀比行為卻加固了社會階級分化和社會自卑的觀念。山寨仿冒品的消費如此一來更加強化了以購買正版商品來暗示身份等級的作用,並且讓那些正版商品在比較下更加顯得令人渴望。如此明顯的矛盾也出現在了小說家余華的《十個詞彙里的中國》一書中:

就像人體的健康受到損傷時會出現炎症一樣,山寨現象就是日中國社會生態的炎症。炎症一方面是在抗擊病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紅腫、膿包、潰爛和壞死。

是哪裡出現了問題?還是中國僅僅處在前往某個消費主導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鐵軌之上?

—  高林,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榮譽學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