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有关面对市场如何“创新”、“与时俱进”、“灵活应对”的话题正如火如荼地讨论下,我们是否应该看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山寨文化和它的消费群体们。事实上,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巨大冲击以来的半个世纪,对山寨这一颠覆性的创新行为的反思在今年显得意义尤为深刻。

高林,23岁,前IT程序员、中英译者、中国研究员,2015年完成其澳洲国立大学荣誉硕士论文《中国山寨企业家:流氓抑或是英雄?》—— 编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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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郫县,素来以其郫县豆瓣闻名,这也是中国2亿7千3百万外出务工人员中小X的家乡。他前往广州深圳打工以换取更高的收入来支持他远在四川的家庭,深圳受益于毗邻的香港经济特区,经济发展迅速。他每月收入2864元,这也是当地农民工工资月均收入。在午休时间,你不会在星巴克咖啡厅这样的雅皮士(高收入青年)聚集地发现小X在那里小酌一杯售价36元的拿铁咖啡,但你也许能在春节期间郫县“墨巴克”这样的山寨美国品牌的咖啡厅里遇见他。

当小X正在享用他用10元买来的中国式咖啡时,你会发现他正穿着最新一季的“ZARE” 新装,用他的Hiphone手机看着新闻视频。而他远在的广东的女友炫耀般地提着她的高端仿制LV手提包,她是深圳电子产品批发市场中一小摊位上的销售员,依靠销售国产手机和“水货”智能手机为生。这些仿冒产品不断地围绕着二人的生活,这也是中国山寨的缩影。

山寨一词,是指粗糙的仿制产品,这些杂乱的产品在国内和国外媒体的嘲弄下,被形容为“抄袭”、“山寨”、“冒牌货”等小偷行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中国印象。那些认为自己的知识产权和版权受到山寨产品所侵害的人们形容其为“垃圾”、“剽窃”、“流氓”行为。不顾这些争议的愤怒之声,在中国经济法律的灰色地带,厂商、产品以及知识产权的山寨行为依然十分猖獗。在市场中,山寨产品也为那些被正统市场“剥夺权利”的非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满足需求的新途径,那些想要拥有正版商品却不能承担其高昂费用的人们,现在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享受高端的科技产品,同时也从精神上满足了他们的消费需求。而对于中共而言,在山寨问题上模糊不清的法律纵容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山寨占领舞台

2008年12月2日,因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络新闻频道对山寨文化进行了报道,中国的“山寨化”也被官方所承认,这也是首次主流媒体公开承认这一现象。早在中央电视台报道之前,山寨手机市场就已经十分兴盛了,在首次报道的前一年,2007年整个年度,预计有1亿5千万部山寨手机在市场上销售。这总共为生产商创造了400亿美元的收益,并提供了约20万个岗位。

山寨顾名思义,原意为“山中城寨”。该词出现于中国古代小说中,但很快本被引用到了广东话中,读为 saanjaaih(山寨),隐喻黑市交易。jaaih(寨),用来形容栅栏包围之地。在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寨被用来形容无执照和未经许可的性服务场所,俗称妓寨,及“性工作者之栅栏”。而山寨厂(saanjaaih chong)这是指那些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英国殖民期间,在香港远郊生产劣质产品的家庭作坊式工厂。他们秘密性质的运作,并地处法律难以触及到的偏远地区,尽管他们经常参与黑市交易、非法买卖,但他们却躲避了政府机关的审查。在世纪之交之时,深圳这一繁华之地第一次出现了价格低廉,外形奢华的仿制手机,典型地对市面上的品牌手机名称加以巧妙的复制,例如“HOKLA”之于“Nokia”以及“Samsung”之于“Samsang”。起初,它们被称为黑手机,后来受到香港“山寨”这一词汇的启发,很快人们把它们称作“山寨手机”或“山寨机”(山寨移动电话手机的简称)。

尽管指责声一片,现有的专利法及官员们一再不变地保证将坚决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而山寨经济却并没有失去它的活力和需求。2015年间,估计山寨手机的制造数量达到3亿部。介于共产党在面对真正威胁时所能够采取的强大执行力来看,如果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严肃对待,那么这些躲在山寨手机产品背后的“流氓”将无处就范。的确,一名深圳当地的企业家在2015年7月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

山寨企业运营在法律的边缘。为什么政府没有对山寨采取打压措施呢?…
习近平政府把以和为贵作为社会和谐的战略目标。同样的,他的前任胡锦涛政府也在不予余力地构建“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为了达成这一战略任务,除非出现了威胁社会安定团结的不法行为,否则政府将对一些模棱两可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彻底的破坏性创新

在03年“黑手机”展露苗头之前,即使被标以6400元到8000元的高价非智能手机,对于大多普通消费者也算是奢侈品,更别提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售价百余元的山寨廉价手机的出现,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量自2003年的2亿7千万增至2013年的12亿。

早在1997年哈佛学者兼商业专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在其畅销书《创新者困境》中提出了“破坏性创新”这一概念。在这本备受炒作的书中,克里斯坦森提出,为了让成功的公司保持成功,他们必须通过正视“破坏性创新”的重要性,来为将来的消费潮流改变及科技进步做出准备,或通过目光远大的新兴市场创新达到先发制人且意想不到的改变。笔者想要提到的是,中国式的破坏性创新通过对现有技术的创造性改编,实际上已经动摇了现有市场,并产生了一个新兴市场,成功吸引了像上文提到的具有小X这样特征的消费人群。的确,

创新性转型的代价往往是非常高的,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撑。而这些山寨创新打破了之前财力和技术的限制,让普通人也能以可负担而简单的方式进行。

所谓的“颠覆性企业”们也不是单一的在现有市场中竞争,他们也力求迎合那些所谓的“非消费者”的需求,即那些在位企业生产的却无法负担的产品。对于中国的“颠覆性非消费者”来说,山寨产品提供了在功能上和时髦上都能满足且负担得起的另一种选择。山寨产品通过对低收入人群提供一个灰色市场,让他们能够得到那些他们之前触不可及的同类型产品,潜在地缓和了收入不均带来的影响。山寨经济已满足了低收入人群的部分物质需求,就像某位蔡姓老人,一名典型的“非消费者”,在2010年的采访中说到:

“我们不光买山寨手机,山寨名牌衣服、山寨名牌手表、山寨名牌灶具包括山寨名牌裤带,只要是仿冒名牌货,大家都爱买,不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冒牌货质量不好,而是我们买不起正牌货,但又想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买个山寨货显摆一下,装点一下门面…”
小康山寨社会

尽管许多的山寨产品已经违反了中国的版权法,但政府对他们的容忍,在某种程度上可归因于中共旨在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近来,中共正致力于胡锦涛总书记于2014年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中。这是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百年目标”(1921-2020)的补充。鉴于这些政策走向,中共有充分理由对这些山寨消费持默许的态度,因为这也是在为其利益服务。根据深圳大学法学学者段礼乐的说法,在山寨产品的购买行为中隐藏着获得梦寐以求的产品的消费逻辑,并且购买山寨产品的“非消费者”人数的绝对规模,已悄然地导致政府做出放宽知识产权法执行力度的决定:

有人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山寨”泛滥,要求从“山寨”入手加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但事实恰恰相反,并不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山寨”问题产生,而是“山寨”背后的消费逻辑决定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经管山寨产品在理论上减小了收入不均带来的影响,但讽刺的是,二流的“仿冒品”却促使了社会分化成谁能买正品和谁买不起正品两个阶层。的确,山寨产品的增长很难抑制中国消费者对真正昂贵商品的渴望。在2011年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调查中,奢侈商品被视为中国26岁以下消费者人群的第三渴望商品(仅次于房屋和车辆)。

2012年,中国消费者对奢侈移动手机的痴迷和为得到而采取的极端的行为的话题在网络上被形容为一个声名狼藉的说法:“卖肾买苹果”。这一说法起源于一媒体报道了一名17岁的少年,为得到最新的iphone和ipad,以20000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尽管官方记录中并没有这次交易,但调查发现,许多有抱负的中国中产阶级节衣缩食仅为了偶尔能在奢侈商品上挥霍一下。这种现象被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其1899年经典的有闲阶层理论中被指出:

…人类各个阶层在服饰上的消费,绝大部分源于为了有一个光鲜体面的外表,而非仅仅为了遮羞蔽体;所以在寒冷暴风的天气下,人们抵着生病的危险而衣着光鲜单薄的服装绝不是一件稀罕事。

“中国特色的”山寨

尽管获得山寨的复制品能够提供与够购买正品相似的满足感,但这种虚荣的攀比行为却加固了社会阶级分化和社会自卑的观念。山寨仿冒品的消费如此一来更加强化了以购买正版商品来暗示身份等级的作用,并且让那些正版商品在比较下更加显得令人渴望。如此明显的矛盾也出现在了小说家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一书中:

就像人体的健康受到损伤时会出现炎症一样,山寨现象就是日中国社会生态的炎症。炎症一方面是在抗击病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红肿、脓包、溃烂和坏死。

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还是中国仅仅处在前往某个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铁轨之上?

—  高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学士